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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直的勇气和代价:职场的刑事风险

赖建东 宋氏律师事务所
2024-08-2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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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张,农商银行的中层,授信管理部总经理。90年代农业大学毕业后进入县城的农村合作信用社,从最基层的办事员开始做起,一步步脚踏实地,从未作奸犯科,因为踏实肯干任劳任怨,逐步被提拔成为单位的中层,成为授信管理部总经理,成为了张总。福祸相依,晋升对张总而言是好事,同时也是苦恼的事,甚至感到很煎熬。他说,我最大的愿望,就是安稳熬到儿女长大,就退休,安享退休生活。所以,退休前只能咬牙坚持。


张总晋升没多久,单位也有了最大的愿望,就是从农村合作信用社改制成为农村商业银行。但从农村合作信用社到农村商业银行,有诸多硬指标,尤其是存款指标、存贷比例指标等。虽然张总所在的县是极少数人口规模超过200万人的超大县级市,但存款规模可不是人多就能凑出来的。



好在领导极其富有智慧,想到了极佳的快速达标方法:通过向有贷款需求的企业出具金融票证的方式变相发放贷款,并将每一笔票证金额的保证金的 30% 作为定期存款,可增加存贷比例;同时,还可以将已有贷款重新办理手续,变成金融票证的形式以新还旧,替换旧贷款,降低贷款金额,进一步提高存贷比例。两招并用,就可以达到农村合作信用社到农商银行的质变指标。这个提议在单位领导班子中形成一致意见并很快被贯彻落实。



农村信用合作社要改制成为商业银行的消息不胫而走。当地有头有脸的企业家们嗅到了发财的味道,纷纷与信用合作社领导走动起来,熟络的纷纷上门,不熟悉的也通过各种牵线搭桥的方式,与领导熟络起来。经过一番洽谈,企业家们穷尽手段,将自己身边能用的关联企业都用起来,向银行申请承兑汇票,贷款快到期的,也申请承兑汇票套取资金以新还旧



在那阵子,银行各部门非常繁忙。授信管理部的张总就是繁忙的一员。张总发现好多贷款的主体偿还能力差,财务报表与实际经营情况有差异,抵押物估价不合理,于是,张总据实写了存在的问题提交总社委员会审批,但被退回来。社领导找到张总解释,为了提高行的业务量,尽量不要披露这些情况,可以向企业致电,要求补充抵押物或者降低授信额度。有时,张总发现问题后,仍口头向领导反馈,但领导表示,贷款是一定要通过的,可以完善贷款手续、快速发放贷款。


在此后的几十笔贷款审批中,材料一到张总的手上,行领导就过来询问材料是否送到,并要求张总快速按流程审批,尽快呈报到总社委员会进行下一步审批。



张总和办案人员说,作为下属,我只能尊重领导的意见,他的意见我肯定是要听的。


“那你有没有向部门其他审查人员传达领导的意思?”

“有的。我会向审查人员说明贷款是领导过问的,领导要求从快审查办理,他们也就明白了。”


往后的贷款审查工作很轻松,但也很沉重。张总和同事们只需要按照程序出具意见,完善贷款手续,并同意发放贷款,在会议上投同意票,上报审批,就可以完成工作。


十几亿坏账产生后,行里上下心情沉重,时刻准备着可能的惩处结果。张总和其他很多同事一样,始终认为,领导要这么做的,有问题的是领导,我们这些员工应该没问题吧



他们都只猜对了一半。原领导确实有问题,被调查,被刑事追责。


但没猜到的是,他们也“在劫难逃”。



新领导认为,追责力度不够,还有很多人需要被追责,包括相关业务的经办人,以及贷款申请人。于是,改制成功的农商银行向公安机关报案贷款诈骗、违法发放贷款、违规出具金融票证。不幸的是,张总位列其中,成为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,据说量刑建议是有期徒刑十年


从事发、离职、被双开、被取保候审、被刑事拘留到被逮捕,经历了非常难熬的三、四年,没想到,这个量刑建议让他更煎熬。起初,他认为处理领导就行,他和大多数同事应该都不会有问题;后来被双开,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只希望不要被追究刑事责任;再后来,被刑事立案、被取保候审,他则希望能不要坐牢就好了,法院给他适用缓刑就心满意足;再后来,他被刑事拘留、逮捕了,他则希望能判两、三年就能接受了。他从未设想过,退休了还要面临有期徒刑十年的量刑。



我问他,“你当时有想过这么严重吗?”

“我知道可能是个雷,但不知道这么严重。”

我又问:“当时你有没有其他选择?”

“工作来之不易,在单位兢兢业业工作半辈子,我这么大年纪辞职换工作也不知道做什么营生。我很早就不想干这个岗位,多次申请调岗,没有批准。”


白发、皱纹和有气无力的话,将职场人的艰辛和无奈展露无遗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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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张总一样,据说量刑建议十年有期徒刑的,还有张总的同事老刘。老刘是审批中心主任,属于“后台”人员,刘主任的部门并不对接客户,他们的职责仅限于对其他部门移送过来的业务申请资料进行审查,并没有到现场实地调查的权责。刘主任对有期徒刑十年的量刑建议更加气愤。



办案人员问他:“当时你作为审批中心的负责人,银行有无规定必须对申请承兑汇票的客户进行实地调查?”

“银行并无规定,我们部门不需要去对客户的经营、抵押物等情况进行实地调查。”



刘主任不断向办案人员强调:我们审批中心并不直接接触贷款客户,也没有到现场实地调查的权责。审查时,经办客户经理岗、授信管理风险岗实际上已经基于实地调查情况提出了明确的意见,审批中心主要对这些材料的完整性进行审查,无需对其真实性负责。换言之,如果调查材料是虚假的,不真实的,授信审批中心是发现不了的。


办案人员又问:“上述企业申请承兑汇票时,XX农商行有无按规定进行贷前调查和贷后检查?有无出现问题?”

“这不是我的职责范围,我不是很清楚。”



然后,刘主任又不断解释“贷审分离”原则,想要解释清楚审批中心没有实地调查的职责,审批中心仅对提供资料的完整性、合法性、合规性进行审查,然而,控方仍然认为,刘主任违反银行相关规定,在无对提供的资料的完整性、合法性、合规性及客户经理、风险经理意见的准确性进行审查的情况下,仍出具建议按规定给予办理抵押贷款的意见,构成犯罪。



刘主任说,可以找我们当时的审批材料,在部分项目中,我们审批中心的审查岗也在审查报告中列明了“抵押物目前评估价值较高”、“财务数据真实性存疑”等问题的。


当时领导说要办理这些业务,“前端”部门提供了完整的申请资料,我们部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,还能列明发现的问题,已经尽责了。


否则,我只有辞职的选项。


正直不是稀有物种,但正直需要勇气和代价。尤其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,特定单位环境下,对拖家带口的人而言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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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让我想起我朋友陈女士(化名)的经历。她也是90年代的大学生,毕业于知名学校法学院。早年创业,发现潜规则太多,法律风险太大,于是转行做保险经纪,又辗转入职北京的一家大金融公司,入职一段时间感觉这家公司业务可能不正规就离职,很快这家金融公司涉嫌集资诈骗被端。陈女士离职得早,幸免于难。陈女士选择跳槽到深圳一家大型金融公司,一段时间后又觉得公司业务不是很正规,又选择跳槽。很快,深圳这家金融公司也涉嫌集资诈骗也被端,陈女士又因为撤退得早,再一次幸免于难。



2020年初,陈女士入职广州一家非常出名的民营金融控股公司,担任销售经理,这是各级领导经常走访的一家模范民营企业。陈女士想,这回稳了吧,可以干几年到退休了吧,她自己也购买公司的理财产品。结果,退休确实退了,但退休时,公司爆雷了,包括她自己购买的公司理财产品。陈女士很感慨,这些年好像做了什么,好像什么都没做,一事无成,辗转跳槽,仍然逃脱不了牢狱之灾。她无论如何都想不到,退休后,还面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事责任。



面对审讯,陈女士很不忿:“这么出名的大企业,我怎么意识得到卖公司的理财产品是犯罪。”

“犯罪是要讲证据的,我是懂法律的,你们不要乱来。”


陈女士只能用她不多的法律认知,表达这种不忿。


她说,“讲起来都不好意思,好像我去到哪个公司,哪个公司就倒霉。”

我说,“显然不是的,你并不能左右公司的经营,只是因为不规范的现象比较普遍而已。”



每一个单位,都可能面临这样的问题;每一个职场人都可能面临这样的艰难困境。严惩重罚,确有一定的震慑作用,但不能消除职场人的此类困境。职场人还是面临这样的选择,仍需要正直的勇气,面临正直代价的问题。



刑事追责的同时,我们应该思考的是,如何降低职场人正直的代价,鼓励更多职场人能变成正直的人,鼓励正直的勇气,不能让正直成为少数派。




本文作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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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 赖建东

宋氏律师事务所合伙人

重大刑事部部长

laijiandong@songchambers.com

代表著作: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
《全流程辩护:思路指引与办案技巧》

《全方位质证:思路指引与办案技巧》

《刑事控告实务:思路指引与办案技巧》



校对 | 吕凡   

排版 | 张芸慈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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